刘志彪：中美贸易摩擦倒逼中国制造业行稳致远

编者按

中美新一轮磋商在即，特朗普又打极限施压牌，刘鹤副总理率团赴美谈判启航之际显波澜。中方继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立场和态度依旧，再发清晰反制信号。

据新华社消息，美方拟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加征关税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对于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更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又面临哪些特殊困难与挑战，如何积极应对？日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就相关话题接受了中宏网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外交部重申，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改变

中宏网记者：长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镇，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您怎么看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与挑战？

刘志彪、陈柳：江苏省是我国制造业大省，工信智库联盟成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近日对江苏省代表性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深入了解当前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探索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可行出路。

江苏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企业所反映的各类困难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竞争性市场环境不佳；要素成本普遍高于国外同行；政策执行的协调成本较高等。

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对企业负面影响较大，对美出口比重较高的企业受到负面冲击最大。如有台资企业主要生产空气净化器，基本全部出口，其中对美出口占比75％以上，受美加税影响，订单下滑严重。有企业主产家用水泵，全部出口美国。这种特殊市场很难在国内开拓，因而中美经贸摩擦对其影响是致命性的。

中美经贸摩擦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小觑。有家半导体封装企业，60％是美国客户，这些企业也间接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元器件采购量下降了20-30％。同时，美国加征关税致使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南京高速齿轮制造公司主要从事高速、重载、精密齿轮传动装置的研发和生产，目前产品全部在10％到25％的征税目录范围之内。与竞争对手西门子、采埃孚相比，南高齿的风电传动产品质量和价格与其接近，但西门子、采埃孚在欧美和印度都拥有生产基地，不会被额外征收关税，因此南高齿将丧失价格优势。

此外，还存在产业被动向海外转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东南亚转移；另一种是过去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我国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现在有回流的趋势。由于电子信息行业“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中美贸易摩擦也使得代工企业存在整体外移的潜在风险。国内苹果产业链中的环节都没有在美国加征关税目录之中，这与国内具有较为完善的国际代工能力有关。但企业表示，由于苹果供应链体系是全球采购的，对国内供应链没有依赖，如果长期处于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苹果代工企业将存在整体外移的可能。

中宏网记者：有评论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有望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速，结合您的调研情况，您怎么看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

刘志彪、陈柳：从我们的调研情况看，东部地区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中国制造的“隐形冠军”正在发力；企业进入了智能化的关键阶段。

相对于东南亚等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供应链仍然具有显著的优势。有服装企业介绍，虽然企业成本上升较快，但考虑到长三角地区具备快速反应的配套能力，企业仍坚持在苏州本地设部分工厂。虽然纺织服装行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较快，但是如果是阿玛尼等顶级品牌代工，江浙地区的技术、工艺、供应等配套仍然具有优势。有家生产纺织纤维的民营上市公司，虽然下游厂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较大，企业成本上升也较快，但由于上下游的炼化、印染等环节的供应配套优势，行业在江浙地区集聚的现状没有根本变化。这说明即使在化纤、服装这样的传统行业，由于具备完善便捷的供应链，产业在中高端产品上相对于东南亚等国家仍具有优势。

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企业由于在行业内具有话语权，内外部的不利因素影响相对较少。如有家主营阿巴斯甜的公司，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美国市场是其第一大市场。公司表示，虽然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生产的阿巴斯甜征收10％的关税，但是在阿巴斯甜这个细分行业世界上只有7家主要生产企业，其中5家在国内，1家在日本，1家在法国。法国的企业即将关停，日本企业产品价格偏高。所以预计中美经贸摩擦并不影响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卡夫等美国公司采购中国产品。

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已经进入“机器换人”智能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有企业引进意大利智能加工系统，研发出化纤行业首台套生产智能物流系统，部分车间用工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故障率也大幅降低。智能化改造不仅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提升综合经济效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正在积极对冲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调研显示，企业正在采取策略对冲美国目前征收的关税。一是与外商谈判关税成本的分摊。出口企业与美国客户之间的议价能力或成本转嫁能力，关系到加征关税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吸收。大多数企业反映，在目前10％关税目录中的产品，大多数企业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分担；征收25％的关税产品，则基本上很难消化这一成本。二是加大海外布局减少关税影响。通过海外建设工厂，既可以利用国外的工程师或者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又可以采取迂回战略直接面对美国市场。

近年来，不少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国际化市场调整减少关税影响。如一家生产印刷电路板的全球性企业，正在考虑将昆山公司产品由销往美国改为欧洲，印度尼西亚工厂的产品由销往欧洲改为美国。

中宏网记者：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始终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关键。结合调研成果，您对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扎实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何建言？

刘志彪、陈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是难以控制的，但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努力降低企业的不合理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累积和联动是未来可以努力控制的因素。其中，奋力振兴实体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

从调研企业的反馈来看，内部因素在某些时候比国际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更大。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对外部不利因素的最强应对。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在政策执行上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切实降低企业各项成本。从支持制造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出发，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更大力度的减税要体现在政策执行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出了多项减税措施，并且正在酝酿更大力度的减税政策，这些政策的正面效应正在显现。但不可否认，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税收除了与政策相关，还与征收力度有关。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去年下半年以来税务征管力度明显加强，甚至翻旧账找出企业历史上税收缴纳过程中的瑕疵，多数企业认为这与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有关。

二是努力将相关政策更加细化。“一刀切”的做法减少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却在执行时增加了社会成本。要努力把政策细化，提高精准施策的能力。关于出口退税的问题，有企业表示他们的特钢属于钢铁产品，享受不了出口退税的优惠，事实上特钢不同于普通钢铁，企业生产的是德国、日本、美国等世界上少数企业可以稳定生产的品种。

三是提高政策的可执行度，增强政策稳定的预期。在生产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建议对标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和执行符合实际情况的标准，避免标准过高却又普遍违法违规的情况发生。同时，避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企业，除了要求企业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标准之外，还要积极为企业考虑，帮助企业有效达到这一标准，为企业做好咨询和服务工作。

四是支持制造业企业拓展海外布局。当前到了通过打造园区、抱团出海的关键阶段，需要得到商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支持。调研了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某工程机械企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企业建议发挥好海外产业园平台的作用，企业先行、政府跟进搭台，加快沿线国家产业园区建设。有企业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参考新加坡在中国建立工业园的方法，为企业在海外建立基地提供优质服务。

五是减少补贴型产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现有产业政策环境下，各家企业在争取补贴的过程中牵扯大量精力，并且不可避免的造成不公平现象。当前是改进产业政策的良好时机，为企业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是降低企业成本的有效做法。